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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另一種可能~修復式司法與親密關係暴力」

另一種可能~修復式司法與親密關係暴力

         不論在台灣或美國,「犯罪化」是女性主義者針對家暴議題進行立法遊說時的核心論述,國家公權力,特別是富有濃厚道德譴責意味的刑事司法體系介入,被視為打破父權文化中「法不入家門」,以及調整當事人間不對等權力關係的必要手段。因女性主義者對被害人能否改變僵化且暴力的互動模式有疑慮,再結合親密暴力循環理論,暴力關係中加被害人之關係修復議題,未曾在家暴防治政策中被提及與討論。反應在現行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實務,保護性社工的服務重心為評估與降低被害人的受暴風險,原則上不與加害人工作,家庭暴力防治法同時限縮調解等加害人與被害人混合處遇的模式,將加害人與被害人分由不同單位進行服務。然而,刑事司法體系強制介入(逮捕、拘提、羈押、發監服刑),被害人短暫取得法律上與加害人隔離的權利後,被害人的受暴疑慮是否因此大幅降低,亦或反而因公權力得強制介入,惡化被害人的受暴處境,都是保護性社工擬定處遇計畫時,難以面對與評估的問題。特別在被害人執意返回受暴環境,社工僅能暗自電話關心,或利用加害人離家時前往關懷訪視之情況,往往引發保護性社工的無力感。

         透過文獻發現,修復式司法在世界各國推行,依國情發展不同模式,包括加害人與被害人調解(VOM)、家庭會議(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)、和平圈(Peacemaking Circle)等,在少年犯罪的處理,已被肯認能獲致正面的效益。台灣也自2010年起,由法務部推動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」,並有八個地檢署執行試辦業務,以作為日後建構本土化修復式司法執行模式的依據。理論上,修復式司法並未對適用範圍設限,家庭暴力犯罪自屬可能的應用類型。然而,只消簡單搜尋外國的修復式司法方案,將會發現,家庭暴力經常被列為「不適合讓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」之案情特殊案件,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,遑論以家庭暴力案件當事人未來參與程序的經驗作為預期效益。惟於法務部所頒定之「法務部推動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」實施計畫」中,暫不列入的項目僅兒童虐待與無被害人之案件,其他家庭暴力案件,特別是親密伴侶暴力類型被悄悄地拉入試辦範圍。再觀察第一階段參與試辦的8個地檢署所選定的適用案件類型,可發現台北士林地檢署、苗栗地檢署、台南地檢署、高雄地檢署、宜蘭地檢署與澎湖地檢署皆已嘗試將家庭暴力納入修復方案中[1]。其中台南地檢署甚至以家庭暴力案件為優先類型[2],並明確地主張,與其他犯罪案件相較,家庭暴力案件更適合也更需要作為修復式司法運用的案件類型[3]

        這個明顯的對比引發我對此議題的興趣。究竟修復式司法應用於家庭暴力犯罪領域遭受的疑慮從何而來?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修復式司法的評價?對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將產生什麼樣的反饋?本專題將沿著「多元化家庭暴力處遇模式」與「修復式司法在家暴領域的實踐」兩條軸線帶領讀者思考這些問題,並分由「修復式司法是什麼」、「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及其實施現況」、「修復式司法在各國的應用及其應用的領域」、「修復式司法應用於家庭暴力議題的正反爭議」四個項目對「修復式司法應用於家暴領域」這個議題進行脈絡化理解。


[1]黃蘭女英主持,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,法務部委託研究報告,2011年,頁314

[2]負責辦理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」之台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在一場由台北地檢署舉辦之「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」中,更明確地主張家庭暴力案件與其他犯罪案件相較,更適合也更需要作為修復式司法運用的案件類型。

[3]蔡麗宜,台南地檢署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介紹,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資料,20124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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